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语言战略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语言规划等。著有《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等著作。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主持编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并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和韩文版。

使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等活动，形成了人类的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外语、学习外语、研究外语等活动，形成了人类的外语生活，外语生活是人类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进行外语教学，还是进行外语规划，都应当明确树立外语生活的意识。

外语生活与外语教育（包括外语教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习之目的在于应用，特别是语言学习，其应用的目的比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科目当更为显豁。故而外语教育应当有自觉的外语生活意识，应该明确其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过好外语生活。

外语教学是一门科学，是由教师主导的学术活动，是学科行为，但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等，不应也不能仅从学科出发，而应尽量考虑到外语生活，特别是应仔细考虑如何让学生过好外语生活。换言之，应当根据外语生活的实际来架构教学内容，应当从过好外语生活的能力方面来进行教学评估。教学方法当然也应当以提升外语生活能力为原则来设计，来实施，而不应当是外语知识点的逻辑编排，或是所谓的重点难点的阐释辨析。第一语言获得、第二语言获得、第N语言获得的实践观察和理论研究都已表明，语言能力的获得一般不是靠“教”而学得，而是要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中去习而获得，要在语言生活的实践中去习而获得。就此而言，教学方法与语言生活的关系就更为密切。

当然，不同年龄的学习者、不同专业的学习者、不同语种的学习者，当下所面临的及将来会面临的外语生活是有差别的，甚至是有较大差别的，故而教学上也应有所差别，甚至是较大的差别。比如，一般所谓的“大学外语”，学习者是非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其外语生活既有一般的口语、书面语交际，更需要通过外语来获取专业信息，促进专业学习，将来还需要用外语来进行专业表达，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用外语发表专业创见等。这种“一般外语+专业外语”的学习，是当前大学外语教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理据，不在一般的“学理”，而是外语生活。再比如所谓的“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专业，一般都要求学生的英语水平要好，形成“复合语种能力”，而且还提倡要有一定的区域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这种“复合语种+区域（专业）知识”的规格要求，也是从学习“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专业者的未来外语生活考虑的。至于小学生、中学生的外语教学与大学生很不相同，但教师也应有外语生活意识，适当考虑小、中学生所可能接触的外语生活，并注意利用这些外语生活来促进教学。

翻译专业的学生，都要求学习、使用一定的翻译软件，掌握一定的智能翻译技术。这是因为随着计算机语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智能的发展，翻译活动的“人机互助”将成为常态。其实何止是翻译，未来的外语生活都离不开机器，语言智能对外语生活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是最不容忽视的，而事实上，现在的外语教育的规划者和许多领跑人，并未对此有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潜伏着一种“行业危机”！

外语生活与外语规划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外语规划是基于外语生活所作出的规划，也是对外语生活的规划。外语规划不是政府的“独角戏”，其形成机制是政府主导，但更需要相关行业的参与、多学科专家的支撑乃至公民的关心支持。外语规划的路向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国家没有外语规划，难以使外语生活和谐而有活力；只有政府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外语规划，也不符合现代语言生活治理的精神。外语规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究竟应当规划哪些内容，尚未见到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据己浅见，大概外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外语语种规划、外语人才的储备与管理、外语教育规划、翻译规划、外语信息化等，都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当然，一个好的外语规划是应当切合外语生活的实际，且应当能够引导外语生活的良性发展。

中国的外语生活近些年来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最大者起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更多的外语语种。过去，外语之于中国，主要是“外交外语”和“学习外语”，其功能是满足国家的外交需要，满足个人的出国深造或学术交流需要。这种单薄的“国外外语生活”，所需外语语种基本上是一些国际上流行的大语种，如英、俄、法、德、日等。而今，国外的外语生活迅速地丰富起来：比如，外交范围扩大了，特别是需要更多地处理多边关系，需要更多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国际公务员。又如，国际活动增多了，如国际维和、世界卫生合作、国际商务活动、劳务输出等等。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行走，使中国的国际活动呈“井喷”式发展。如此形势之下，国家所需语种、公民所要掌握的语种，绝非一些国际上流行的大语种所能满足。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对世界语言全面关注，而不是现在规划的百种语言。世界上约有6000来种语言，凡有国家作为官方语言的，都应进入外语教育系统，成为正规的“课程语言”；拉丁语、梵语、古希腊语等古代语言文字，现在虽然退出了大众交际系统，但在某些专业中还有重要价值，应成为一些专业学习的“学术语言”；其他语言，包括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有人对这些“学术对象语言”进行研究。

第二，“国内外语生活”迅速发展。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国人在陆续走出国门，国际来华人员也急遽增多。有短期的，如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短期的学习培训或商务活动，参加学术会议、体育运动会或商业博览会等；有较长时期的，如来华留学，在华经商，在华工作等；还有些是长期的，如来华定居等。这些较长时间的来华人员，有些会群居而形成聚集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就有韩国人聚集区，广州有非洲人的习惯活动区等。对来华人员进行服务，或可称为“国内外事”。办理好“国内外事”，需要医疗、安保、通讯、交通、市场、学校等社区、行业的外语人才。社区、行业的外语人才（不一定是英语人才）培养，是颇需时日的。

据“中青在线”5月14日报道，2017年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作语言有18种：中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柬埔寨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印度尼西亚语、哈萨克语、老挝语、蒙古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据推测，还应有阿拉伯语）。据《信息时报》2017年5月29日报道，广州无轨电车108线，配备了英语、法语、日语、德语、意语、俄语、韩语、葡语、西班牙语等9种外语，用于站点查询、车辆到站提醒、车长评价、投诉等信息服务。这些都是“国内外语生活”发展的表现。

第三，重视翻译规划。翻译是重要的文化交流，近百多年来，国际文化的整体发展形势决定了我国由外文译为中文的“内译”较多，而今则有了较多的向外讲中国故事的“外译”活动。内译可以共享人类文化成果，且汉语等也随之丰富发展，因此永远不可轻视。一个时期，人们曾寄希望于国人个个能够用外语获取信息，相对忽视了翻译对国家文化建设、语言发展的重要性，致使我们这样一个外语学习大国，竟然不能把国外优秀的文献及时翻译过来。外译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的重要举措，但做好外译并不容易，需要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诠释，从中遴选出适宜于国际传播的成果，然后依照译入文化的特点，巧为翻译。译之动力，多是来自“译”的一方，内译之动力在“译入者”一方，外译之动力在“译出者”一方，亦即都在我方。如此看来，外译不仅要有中外文化的知识和翻译经验，更需要找到对方文化的兴趣点，甚至需要将译出方的“我方动力”转化为译入方的“他方动力”。我们应当重视内译的价值，丰富外译的经验，有一个立意高远的翻译规划，以满足新的外语生活。

第四，满足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的个人外语需求。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两个方面。母语是文化之根，外语则能够增加见识和行动力，增加文化的包容力。当年的外语学习是精英之事，通过外语学到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而如今，外语已经发展嬗变为公民素质，目的已不全在于学习，还在于办理 各种实务，在不同文化间穿行。个人外语生活领域的扩大，外语教育的目的及语种，都应因之发生一定改变。

第五，人与机器的外语交际。在信息化时代，国家的外语能力、社会的外语生活还体现在计算机语言处理领域。今年5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联合主办了“2017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有专家在会上指出，5到10年内，机器翻译将得到普及。语言智能的发展促进机器翻译技术的快速进展，同时也极大地支持着从外语文献中自动获取信息。这是信息化时代国力的重要表现，是要在语言智能的激烈竞争中获取话语权、甚至是领跑权。这对于非传统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

外语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对于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治理的国度，外语的重要性还会快速递增，因此需要有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外语规划。毫无疑问，了解外语生活是做好外语规划的基础。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要自觉树立外语生活意识，理性认识外语生活对于外语教育和外语规划的基础性意义；第二，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的外语生活和国内的外语生活，了解外语生活的现状和发展走势；第三，以“过好外语生活”为目标来设计外语教育，推动外语教育改革；第四，以提升国家和个人的外语能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为指向，全方位地做好国家的外语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