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之下，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趋势日益明显，跨越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流动状况正在加剧，这一切使得伴随19世纪欧亚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纷纷兴起以来的民族、族裔之间的冲突借助于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形式重新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它给各个民族国家内部带来许许多多不稳定的因素，不断地危及着传统民族国家的安全。

要解决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我们还得重新思考19-20世纪自由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各个欧亚帝国，比如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纷纷解体时分别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汇聚成为一个主流的声音，这就是“民族自决权”。巴黎和会各方同意贯彻上述原则，给予在一战前受到各个帝国政府压迫的弱小民族以独立建国的权利。在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的西方阵营，源于启蒙运动和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和费希特、赫尔德的民族权利的集体主权理论赋予了波兰、捷克等等受到沙俄压迫的民族以政治上的分离权，也就是民族自决权。但是，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为“民族自决权”限定了适用范围，即它仅仅主张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民族的自决。在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一方，基于十月革命动员需要而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用列宁的话来说，“彻底贯彻了社会民主原则”，主张所有的民族无论大小均有政治分离权，为此，早在1913年和1914年，列宁和斯大林就撰文批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拉纳（1897年）和奥托·鲍威尔（1905年）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压迫的原则，他们以民族团结和保存奥匈帝国为名掩盖了民族内部的压迫问题。

从当今的全球化视野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学说拥有以下突出的特征。其一，与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区域自治”所主张的领土分离的学说相对，鲍威尔提出一种“无领土”的民族文化自治学说。究其理论根源，二者的不同源于各自定义“民族”的方式，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民族意味着在一定地域上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对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来说，民族是建立在拥有共同命运和在共同的命运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基础之上的文化共同体。其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学说强调处于民族底层的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通过革命手段分享原来仅仅为在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各个阶段分别为骑士、贵族和资产阶级所独享的高级文化，他认为这些高级文化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无产阶级应当继承而非摧毁它们。其三，对于列宁和斯大林来说，赋予俄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以政治分离权，旨在在尊重各个民族自由选择建国权基础上的联合；而对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希望在保留一个统一的奥匈帝国的前提之下，促进民族文化的共享。其四，也就是对解决当前复杂的民族和族裔冲突最富有启示意义的一点是，“民族文化自治”通过赋予帝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文化自治权利，保障其处理各自的民族事务、宗教事务、政治选举权和教育权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内部的族裔政治和领土分离的趋势。

文章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梁展